人比人 气死人？──针对穷人富人的一项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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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位于最顶端的百分之一人口拥有大部分的财富。FinancesOnline.com

$ q2 O+ E$ W/ @5 A, Q% P* x　　不平等现象所在多有，即使政府部门也不例外，就以加州为例，2016年加州政府薪水最高的雇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足球总教练吉姆·莫拉(Jim Mora)，那一年莫拉赚进了358万元。(不过之后他就被开除了。)第二名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篮球总教练库佐·马丁(Cuonzo Martin)，薪水293万元。加州州立医院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tate Hospitals)首席牙医维克多·卡利尔(Victor Khalil)赚68.6万元，加州研究局(California Research Bureau)局长安·内维尔(Anne Neville)赚13.5万元，专属权税委员会(Franchise Tax Board)的季节性办事员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只赚到1.29万元。
/ y$ ~4 N2 b  U* V* w; J& u　　得知同事薪水 工作表现大不相同
　　上述这些数字来自《沙加缅度蜂报》(Sacramento Bee)的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了加州30万名雇员的确切薪资信息，并对外公开，可以用人名或是部门来搜寻。这个数据库在2008年创建时并不对外公开，后来之所以会公开是为了要进行一项实验。
　　这项实验是由四名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设计来检验两项对立的理论。一项名为“理性修正理论”认为，人们看待他们的待遇是好是坏，是根据对未来加薪机会的预期。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待遇比同事差，他们会“修正”对未来收入的预测，认为他们获得加薪的希望非常高。相反的，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赚得比同事多，会因为这个消息感到气馁，认为短期之内加薪的机率不高。
　　另一项相反的理论──“相对收入”模型认为，人对于不平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情用事。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待遇比同事差，他们不会把这视为是预期加薪的讯号，而是视为他们不受重视的证据。根据这项理论，人们了解到他们的薪水处于低端，将会愤怒不平，那些发现他们薪水处高端，将会满足高兴。
　　从事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发了电邮给三所加州大学──圣克鲁兹(Santa Cruz)、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的几千名雇员，提醒他们《沙加缅度蜂报》数据库的存在。这个提醒引发了访问数据库的流量激增，因为每个雇员都想偷窥一下彼此的薪资。
　　几天以后，研究人员再发出后续追踪电邮，附上问卷。问说：“你对你的工作有多满意？”“你对你这份工作的薪资有多满意？”他们同时也把问卷发送给没有被提醒去上数据库的人。然后他们比较问卷调查结果。他们发现，结果和上述两项理论都不合。
; A8 P$ b% [( k: ?# A& q　　正如相对收入模型所预测的，那些知道他们赚的比同事少的人，大为恼火。和对照组相比，他们显得对工作较不满意，反而对另外找工更感兴趣。但是相对收入模型套用在那些高管身上就失灵了。高发现他们比同事赚得多，也不会因此而高兴。他们只是觉得无关紧要。这些经济学家后来把研究写成报告，做出结论，认为上过数据库互相比较薪资之后“对那些所得低于他们部门和职位的中位数的人有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所得高于中位数的劳工则没有影响。”
　　研究者从他们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对薪资保密。针对加州政府雇员的实验如果类推到整个社会，结论就更令人不安。在一个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在顶层的社会，换句话说，就像我们的社会，没有真正的赢家，但是有许多输家。
　　贫穷是感觉出来的 但会影响判断
　　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一直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是穷人──那个确切时刻。那是他四年级的时候，在西肯塔基他上小学的自助餐厅排队。他不用付钱，因为他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可获得免费午餐。通常收银员挥挥手让他过去，但是有一天，收银柜台换了一个新人，她跟佩恩要1.25元，而他没钱，让他感到无地自容。突然间，他了解到他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口袋里随时都有钱。
9 F7 j. {8 d9 H6 E" U　　“那个时刻我的一切都改变了。” 佩恩在他的《断了的梯子：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思考、生存和死亡的方式》(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写道。尽管从数字来看，一切都没有变化，佩恩的家庭拥有的钱和那天之前一样多(或一样少)，但是那天午后在小学自助餐厅。他了解到他是处在往上攀升梯子的那一级。他变得对他的穿著、走路方式，甚至他的发型(在家剪的)感到难堪，他回忆说：“我一向是个害羞的小孩，从那天之后，我在学校几乎完全不说话。”
　　佩恩目前是北卡州大教堂山(Chapel Hill)分校的教授，由于那次事件，让他开始相信贫穷造成的真正伤害是感觉贫穷的主观体验，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是多数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们至少都拥有电视、微波炉和手机。贫穷的感觉并不局限在那些处在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因为人们用周遭的世界来衡量自身──尤其是和邻居相比，所以很可能钱赚得很多还觉得不够。佩恩指出：“(人们所处的)地位不是死板的数字，它是不断变动的，因为(地位高低)是用和其他人比较来界定。”
　　与此同时，感觉贫穷的影响不只是感觉而已。把自己视为穷人的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而且通常是更糟的决定。就以赌博为例，花两元买张劲球(Powerball)彩券，大约只有三亿分之一的机率会回本，绝对不是好的赌注，特别是对那些入不敷出的人更不是好主意。但是低收入的美国人买彩券的比率更高，而且比率之高，整个彩券行业有时被称为“穷人税”。
" i3 w& \2 r3 f1 S8 U3 t& c' F( T2 _　　佩恩引用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针对赌博所做的研究，这项研究先对参与者深入询问了一系列有关他们财务状况的问题之后，研究者要他们根据“标准可支配收入指数”(Normative Discretionary Income Index)来为自己排名。事实上，这个指数的评级是虚构的，分数是被操控得出的。不管他们的真实财务状况如何，有些参与者被引导相信他们比同样收入的人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有些则被引导相信相反的事。最后，参与者获得20元，他们可以选择放进口袋或是玩电脑扑克牌赌博。那些相信他们排在低的等级的人更加倾向把钱下注在扑克牌戏。佩恩说：“感觉贫穷让人们更愿意去孤注一掷。”
7 A) }1 P) ^9 s1 W" ?8 J3 [　　在佩恩和同事所个的另一项研究，参与者分成两组，被要求进行一系列投注。每项投注，他们可以选择低风险／低报酬(例如百分之百的机率可以赢得0.15元)或是高风险／高报酬(例如1/10的机率可以赢得1. 5元)。在开始投注之前，两组被分别告知不同的故事(同样也是虚构的)。第一组被告知：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玩家的赢钱差距只有几分钱而已；第二组则被告知：赢钱差距非常大。结果第二组比第一组投注在更高风险的赌注更多。佩恩认为，这项实验“提供了不平等本身导致高风险行为的第一手证据。”
　　佩恩的结论似乎还没做研究之前就做出了，但是他所收集的证据丰富，而且非常强而有力。受到误导而觉得贫穷的人们会自认为能力较差，因此容易受阴谋论影响，健康也比较容易出问题。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显示，人们把他们自己排在什么社会等级，比起教育程度或收入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他们的健康。
2 G1 d& U6 w' M& n- Y) I( y　　所有这些研究让佩恩担心美国的未来。用平均收入来看，美国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位居最顶端的百分之一的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不断扩大，根据BBC报道，去年全球所产生的的财富的82%流向1%的富人，《今日美国报》也报道，每两天就有一位新亿万富翁诞生，最有钱的前三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就相于最穷的一半美国人口。因此主观的效应就是贫穷感不断蔓延。“在我们心目中，不平等几乎类似贫穷，让美国社会的许多特征更像是开发中国家，而不是超级强权国家。”他写道。
% ~8 S9 c+ r2 J( {" ^　　有钱也不愿承认 还有更有钱
9 }' P1 h/ h3 f. C5 G　　雷切尔·谢尔曼(Rachel Sherman)是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社会学教授，和佩恩一样，她也研究不平等。但是谢尔曼专注的领域要狭窄得多。“尽管有钱人的形像透过媒体大量产生，在目前这个(贫富悬殊空前)历史时刻，我们对于有钱是什么样子知道的非常少。”她在《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一书的引言写道。
, D' ~4 l% O1 }1 x+ v　　谢尔曼对于有钱人的第一个发现是，他们不希望接受她的访问。同意接受访问的对象突然不再回应她的电邮。勤于奔走之后，她设法和50位纽约曼哈顿一带的上流社会人士坐下来谈谈。多数人不是年收入超过百万元，就是资产超过800万元，或是两者兼具。(这是他们告诉她的，后来她怀疑他们少报收入。)
　　谢尔曼第二个发现──也是跟著第一个发现而来，就是这些特权阶级通常自己不会这样认为。一名女士有一户可以俯瞰哈德逊河的公寓，在纽约度假胜地的长岛汉普顿(Hamptons)有别墅，家庭收入一年至少200万元。但是她告诉谢尔曼说，她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她解释说：“我觉得不管你有多少钱，总有人比你多一百倍。”另一名类似家庭收入(多数是她企业律师丈夫所赚)的女士形容她的家庭状况“还好。”“我的意思是，那些银行大亨完完全全胜过我们。”第三名女士家庭收入更高──年收入250万元，反对谢尔曼使用“有钱”这个字眼。这名女士说：“‘有钱’是相对的。”她的有些私人朋友乘坐私人喷气机去度假，她说：“那才是有钱。”
　　这类的访问和佩恩的研究几乎吻合。那么那些超级有钱的人，当他们和那些极端有钱的人比起来，也会感到自卑。上述的第三名女士把她自己放在“(最有钱)百分之一的最最最底层”来支持自己并不“有钱”的观点，她说：“百分之一的底层和百分之一的顶端是大大的不同。”
. n9 v* J* G1 D3 o6 Y# C4 d) g8 ?) ?　　谢尔曼认为，她的研究对象不愿把他们归类为富有，因为这个标签似乎暗示“为富不仁”。谢尔曼写道：“这些纽约客试图把他们自己看做‘好人’，好人工作勤奋，量入为出……他们不自夸或炫耀。”
" Y0 ?' o& l* |　　谢尔曼所报道的有钱人的焦虑和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相符。显然，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是非对称的，它对那些处在底层的人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少带给那些处于顶层的人极大的快乐。
　　幼儿或卷尾猴 也会忿忿“不平”
　　研究还发现，即使无知的幼童也知道公不公平。几年前，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开始研究连“不公平”这个词都还不会说的小孩子，如何对不公平有所反应。他们找了一群学龄前的儿童，两个人一组。研究人员先发给这些儿童一些积木玩耍，过一会儿，要他们收起来。做为收拾整理的奖励，这些小孩获得贴纸。但是不管每个孩子对于收拾整理做出多少贡献，每一组的其中一个获得两张贴纸，另一个获得四张贴纸。根据专家的说法，4岁之前的小孩子还不会算数。但是即使是3岁小孩似乎也了解他们受到了压榨，大多数拿到两张贴纸的小孩会看起来非常嫉妒拿四张贴纸的伙伴。而那些拿到四张贴纸的小孩，当被要求要分一张给同组伙伴，也会感到沮丧。研究者的报告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行为是因为了解到什么是公平所引起的，因为当所有小孩只拿到一张贴纸，就没人觉得不公了。”
　　如果连幼童也知道什么是不公，而会有情绪反应，这就显示不公的反应是本能──是进化而不是文化的产物。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科学家用南美的卷尾猴做实验，科学家训练这些猴子用一个代币交换一片黄瓜。然后他们把猴子配对，提供其中一只比较好的奖励──一个葡萄。那些继续获得黄瓜的猴子，原本是兴奋大啖，感觉不公以后变得愤怒。有些猴子不再交出他们的代币，其他猴子拒绝再拿黄瓜，还有的把黄瓜丢回给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写道，就像人类，卷尾猴也会“互相比较获得奖励的多少。”
　　人与人攀比 有助社会进步
　　不管实验的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卷尾猴、加州的雇员或是大学生，似乎每个人都会“忿忿不平”。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早在人类有文明之前就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往往成为推动创新进岁的动力。佩恩指出，两百多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居住的宅邸“蒙蒂塞洛”(Monticello)，在当时可算是豪宅，但是连热水或电灯都没有，用美国今天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比穷人还穷。”就是因为不平等的存在，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过去几世纪的时间，自来水、冰箱、中央空调和无线上网都成为美国的必须品。
　　(编译自NewYorker.com、BBC.com、USATod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