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日本警方认为刘鑫是受害者,但在网络舆情中,这种法律上的结论是苍白的。我们该如何区别一起悲剧事件中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首先,你得理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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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常说,在我们从小的教育里,缺少区分“事实”与“观点”的基本训练,因此情感压过了理性。这是造成网络时代盛产谣言与偏激观点,甚至产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原因。情感,是一柄双刃剑,也许它能暂时性地解决某些问题,但是,也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案件关系图
▲江歌(左)在微博上发布的照片。 图/新京报网
最近《局面》发布的一则视频,记录了江歌母亲与刘鑫见面,一边是江歌母亲对刘鑫的诘问与指责,一边则是刘鑫的痛哭与辩解,以及舆论重压下的濒临崩溃。
先得说,单亲家庭、相依为命的母女、有出息的女儿,在即将能够自食其力甚或反哺其母的时候,死于异国他乡的屠刀——江歌母亲所承受的悲剧,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
在这种局面下,要试图替刘鑫辩解,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辩解的所有企图,都已经被预先置于怀疑与道义的质难之下。
比如刘鑫自辩,日本警方认为“她是受害者”,但在网络舆情中,这种法律上的结论是苍白的。有形的伤害容易被理解——比如江歌母亲所承受的,但无形的、精神上的受害,不大被我们的传统所支持——我们的法律迄今对“精神损失”的索赔,也没有足够的支持。
更何况,各种混淆了“事实”与“观点”的网络描写,进一步掩蔽了客观真相——这种事件的真相理论上只能来自于司法。因此,很多人没有耐心倾听刘鑫的进一步自辩:日本警方要求她不要见任何人,包括她即便身在江歌葬礼现场马路对面,也没有被获准参加——如果说,刘鑫无罪这一点是“事实”,那么,日本警方对其权利以及证词的保护是符合他们的逻辑的,也是刘鑫应该遵照执行的。
但有些时候,情感本能地厌恶逻辑。在国内,很多人看来,在法律上无罪的刘鑫,无法免除所要承担的“道义”——乞求江母的谅解,更何况她及其家人的做法并非无可指摘。但好像所有的权利在“死者为大”的痛苦面前不堪一击。悲伤的母亲率领网络大军索要她的一切权利,她要为死去的女儿寻求惩罚,包括对行凶者的,也包括对作为悲剧导因者的,包括法律之内的和法律之外的。
2017年5月21日,江歌母亲在网上曝光了刘鑫全家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等信息。而今年的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正式施行,进一步强调情节严重要入刑。但目前,很多人对江歌母亲的相关行为选择了集体沉默。
▲视频采访结束后,母亲陪刘鑫平复情绪
法律或者任何力量,都无法避免人类偶然性的悲剧。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区别一起悲剧事件中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事实上,很多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但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道义责任。然而,这仍然有待于事实层面的厘清。我们尊重和理解一位母亲的悲痛。但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还是残暴的凶手。这才是最值得谴责的对象。
▲日本媒体报道本案嫌疑人陈世峰
江歌去世的第293天,刘鑫突然给江歌的妈妈发微信,想跟她见一面。
第二天双方见面定在了村委会。两人见面后,江母压抑了近300天的情绪再难控制,数次悲恸质问刘鑫。
江歌遇害前曾跟母亲通电话
提起过刘鑫遭到前男友骚扰
江母和女儿最后一次联系结束在11月3日凌晨0时8分。当时江歌正在住所附近的公交车站等室友刘鑫回家。
在语音聊天时,江歌向母亲简单解释了等候刘鑫一同回家的缘由。11月2日下午,刘鑫在家里遇到前男友陈世峰骚扰,打电话让江歌赶回家将其赶走。江歌想要报警,但被刘鑫拒绝了。
“江歌在电话里跟我说,她回家朝刘鑫前男友吼了几句。江歌让他走,陈世峰说‘凭什么管我’。江歌回了句‘你在我家门口逗留,我凭什么不能管你’,就把他赶走了。”
江母回忆,为了回家驱赶陈世峰,江歌还因此耽误了上课。“后来,江歌和刘鑫一起走了。江歌去上课,刘鑫去打工。陈世峰一直跟踪到刘鑫打工的地方。”
江母和女儿的通话一直持续到她和刘鑫在公交车站会合。但次日中午,再次联系女儿江歌时,却联系不上了。
11月3日下午5时许,江母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还是不敢相信。11月4日一早,她到日本的第一时间,去警署看了女儿。
“喉咙多处刀伤,刀刀毙命。”她不敢看女儿完整的尸体,知道自己承受不了。
女儿火化前,给女儿穿上了她买的一件羊绒大衣。那是女儿去年赴日前买的,900块。这是江歌这辈子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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